1934年12月1日是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的一个照常工作日，但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美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了。他的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鲜血从伤口向外冒。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项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
谢米·基洛夫喜欢在斯美尔尼宫中散步。尼古拉耶夫仔细地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线，企图靠近基洛夫却被警卫人员逮捕。在他皮包背面有一处开口地方，可以不打开皮包就能抽出手枪，上了子弹的手枪就放在此处，里面还装有基洛夫的散步路线图。尼古拉耶夫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审问他的是委员会助理负责人扎波罗热沃，但不久之后奉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之令释放了他。
这引起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人民委员会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党证相威胁。最后尼古拉耶夫带着武器潜入斯美尔尼宫，在基洛夫要通过那条走廊时向他开枪，惨案就发生了。
更令人奇怪的是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交去接受审讯时，他是被用有棚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在沃伊诺夫大街，当汽车驶过仓库的一面高墙时和司机坐在一起的人员突然转换一下方向盘，使汽车朝一座房屋冲去。司机抓回方向盘矫正了汽车方向，汽车的侧面碰到房屋墙上，避免车祸发生。但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已被人用铁棒打死了。当时医生作了假鉴定，指鲍利索夫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的，鲍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属铁棒打在头上致死的。
从这个案件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都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整个事件的进行，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这次谋杀，但他都会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耶夫当月即被枪决。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
当天，斯大林等领导人赶到出事地点，亲自过问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布暗杀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并处决了104名白卫恐怖分子。半个月后，苏联报纸宣布，暗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
基洛夫案件发生后，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就基洛夫暗杀案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秘密信。信中说：“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泰然自若，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它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他们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根据这一信件的要求，各级党组织都开展“坦白和承认错误的运动”，许多人承认自己“警惕性不高”，“和‘敌对分子’有联系”，不少人被开除党籍和被捕，其中大多是原先的反对派分子。在这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所有党证进行了一次审查。
1936年7月29日，联共(布)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间谍恐怖活动的问题》的密信中，再二次号召各级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信中说：“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挑拨离间分子、破坏分子、白匪、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了。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他们自己了。斯大林指挥内务人民委员会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说成是人民敌人，是阴谋集团的成员。限期十天内可以使用酷刑强迫被告屈招，没有上诉。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全面展开
依据这个“特别程序”，审判开始了。1934年12月1日在各法院审判的几十个和基洛夫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几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会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布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
l月18日，苏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都是经过斯大林亲自过目，由他或者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例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或者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死活。
在1935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撤掉了雅哥达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在这前一天，斯大林与日丹诺夫曾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我们认为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所有党的干部和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斯大林又多一个更凶残阴险的刽子手。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镇压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变成为一个重要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叶若夫接管内务人民委员会后，它的机构扩大了人员编制。在1936年8月1日-24日审判“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30日所谓反对托派中心”案之后。斯大林于1937年2、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即随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涵义不清的字眼“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字眼。大规模的镇压与恐怖很快降临在苏共与人民头上。
公开审判
三次要案的公开审判：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项审判称之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G.E.季诺维也夫，L.B.加米涅夫。这项审讯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作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划恐怖行动(其中一条就是暗杀基洛夫)，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战争并力求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仗。
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E.L.皮达可夫，K.S.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L.P.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但在二十年代中期却是托洛斯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在三十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斯基断绝了关系，并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
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一九三七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
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时报告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死去。最惊人的透露是，在1934年号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多数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大清洗”
1936年-1938年间，苏联除四个大的审判案外，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党、政、军各部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其中冤杀和错杀了许多人，铸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从1922年至1928年，苏联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11271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数字是326818人。1939年骤降到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苏联全国各劳动营的自然死亡人数为96.21万人。1937年死亡2.5万人，1938年死亡9.5万人，1939年死亡5.5万人，1940年死亡4.67万人，1942年猛增到24.89万人。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 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另外，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罚是以政治罪名进行的，这主要牵扯到国内的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抢份子。
1954年，苏公安部制订了一张详细的历年安全部门抓获和随后被判以各类刑罚人员表。按照这份表格，刚结束内战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数是35800人，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为初期的苏俄公安、安全部门是不分开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应数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万人。这里面含有部分刑事和经济犯，如走私犯、贪污、受贿分子，反映了当时苏共党内的剧烈斗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带有火药味，一些反对苏共中央多数派政策的党内干部被捕、被判刑。
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了2.08万人，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许多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1936年是肃反运动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180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26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
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说，1940年，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中央档案里保存了800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1000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苏联全国各劳动营在营人数为17500人，1933年达到33.4万人。1937年达到119.6万人，1940年达到166万人。1941年达到了230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联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
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释放了334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释放了60万人，其中17.5万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350.5万人(1939年1月)和15.52万人(1944年1月)之间。
与此同时，苏联全国各劳动营接收了255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运动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了256.1万人，创最高记录。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叶若夫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是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党内清洗
由于存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领袖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制之上，在这次肃反运动中，许多人无辜遭到迫害。据估计，在诬陷为与人民敌人同谋，破坏间谍活动，预谋进行恐怖行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这次大清洗使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
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大清洗”运动的沉重打击，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从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惨死。在中央委员地区和省一级的党委书记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中，这类情况更是严重。被捕的大多数党员未经公开审判，甚至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或流放。
清洗行动
出席联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所以有人说：“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部、重工业部、外交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3名遭镇压。海陆空三军有3.5万名军人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这些仅仅在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数字。此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亚哥达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毫无根据地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到各个领域。科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还有普通民众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被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斯大林的镇压同样触及到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匈牙利库恩·贝拉都被处决。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也莫不如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都有受到镇压，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中国、朝鲜、伊朗、印度、日本等国的一些共产党人。
运动结束
1938年末，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肃反运动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大规模的捕杀浪潮总算逐渐平息下来，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在第二年的第十八次党代会上，斯大林终于承认，在大清洗运动中，他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肃反运动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作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肃反运动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1939年3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关于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他又说：“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肃反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他手中不仅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运动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步。
第三，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由于成千上万的干部被镇压，生产在无组织状态下进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连续二年钢铁产量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苏联面临被侵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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