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不论功成名就，家大业大，还是穷困潦倒，入不敷出，面子都是生活中的每个人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对古代富有天下的帝王来说更是如此，江山美人，王权霸业，不但要里子，更要面子。动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爱面子到了极点。但是，每一段光鲜的背后总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对于皇帝来说，更是如此。一旦位居高位，称孤道寡，便成了这世间的稀有物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一旦沾上了权力的毒酒，从此便也再难能有人倾诉衷肠，再无一人可以开诚相见。唯有时刻维持的“面子”二字，才能让他们找到安全感，才能让群臣颤栗于天威不可测。

古代的皇帝大多都时刻注意着皇帝的颜面，但有些时候也顾不得那么多的面子。这个皇帝穿的龙袍上打着补丁，吃的三餐中都见不到肉食，为了筹集粮饷，对身边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低三下四，求了个遍，但是没一个人给他面子，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末世皇帝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崇祯皇帝。说起来关于崇祯皇帝节俭生活，还有些民间故事。

这时候，边关告急，但是皇帝的国库里面却拿不出钱来给士兵发军饷了。崇祯皇帝一咬牙，决定自上而下，开源节流。节流，那就只好学习前人，龙袍上打补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没过多久，朝堂之上的大臣们也都穿的破破烂烂的，就像是一群乞讨的难民。崇祯皇帝看了不但没有感觉丢脸，然而觉得这些大臣能体谅圣意，反而有些沾沾自喜。

于是，更加变本加厉，要求皇宫中的一日三餐不能见荤腥，君王要与民同苦。但是每天都是素食，崇祯皇帝也很下咽。但谁让自己夸下海口呢。这时候作为帝王的崇祯反而讲起面子来了。自古君心难测，但是总有一些善于揣测圣意的人能混的如鱼得水——这群人就是皇帝身边的太监。

明朝末年，九千岁魏忠贤倒下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彻底隔绝太监掌权的司礼监，王承恩也成为了明末太监中的一个传奇。正是这位传奇的公公，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命令御厨在烧制素食的时候用大肥鹅填充在食物里面，待到出锅的时候在捞出。崇祯皇帝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美味素食，便把这些人夸了一顿。只是这样的节流，崇祯发现也筹集不到多少银子。最关键的还是要开源啊。

没办法，崇祯自己从金库里面拿出了些银子，希望能带动大臣们踊跃捐款，谁知道大臣们只会跟着哭穷。以明末内阁首辅魏藻德来说，为了响应崇祯号召，他肥肉颤颤的拿出了500两银子，哭的天昏地暗，什么忠心可昭日月，皇天后土实所共鉴之类的，简直就是个戏精。闯王上位之后，给手下的将领一个任务，就是从这些明朝的遗臣手中抠出些银子来。

说起来，这位内阁首辅也是铁骨铮铮，硬是扛了五天五夜的酷刑，才开了口。但是这一开口，就是五万两银子，要知道，在明末，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消耗也就是5-10两银子。这位高中状元，三年从布衣做到宰相的权臣可见捞了多少油水。朱由检抹开了面子的开源节流大业算是付诸东流了。那么明朝国库的银子又去了哪里呢?

中国古代史著名学者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引用了《明季北略》卷二十的一段材料：“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大意就是明朝末年的金库里面最少也有三千七百多万两国帑。这种材料在相关明史资料中处处可见。但是这更像是一种民间传说的谣传。明朝年间，最擅长增收的张居正主政期间，每年岁收也不过二百到四百万之间。张居正十年首辅离任之后，国库的存银也不过800万两。更不用说，之后的首辅都是些经学大于实用之人，写道德文章，上书陈条，个个是好手，但是对经营国家，却远远不如有奸臣之名的张居正。将近四千万两的国库银帑自然成了无稽之谈。

但仅剩的这些库银随着吏治的腐败，也逐渐从公库变为私藏。各种巧设名目，另立花样的暗箱操作在榨干着明朝的最后一滴脊髓。并且这种群人中，有一类人，不得不提，这就是明朝末年的皇室贵族。

按照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的收录万历三十二年就已经达到了八万多人，这些人都是有爵佚之人，由明朝的国库在供养。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没有在玉牒之上的皇室庶族，这些没在玉牒上的庶族数量不会少于有记载的“正规皇族”，所以初略估算一下，在民间可以打着皇亲国戚旗号的人应该不下二十万。这些庶族也可以背靠着皇亲国戚，在明朝末年大肆圈地，和王公大臣们一起抽走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的最后一根拐杖，并且狠狠的踹了一脚。被逼无奈的明思宗多思无益，见缢于歪脖子树，只剩一老奴忠诚不改，随赴黄泉。

很多末代皇帝就是这样，虽然难称明君，但却也不是特别昏聩无能之人。但却越是如此，当他们想要挽救自己的命运之时，才会越显得螳臂当车，覆灭时刻来临，就越让人可怜。面对历史滚滚而来的车轮，所有人的无力感是一样的，这也是好面子的人类无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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