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曝家丑的行为从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尤其是皇帝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做虽然能警醒后世子孙切莫犯同样的错误，但毕竟将自己的家丑曝光也并不是什么光荣事情，雍正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雍正七年，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目的是为了“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也是史上泄漏宫廷内幕、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雍正为何会亲自编这样一部自曝家丑的书呢?

“反清斗士”曾静控诉雍正“十大罪行”

《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曾静是清代很有名的书生“革命家”，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屡试不第，于是断了科举入仕之念，在乡村闭门授徒，经常向学生们散布反清言论。

雍正五年，曾静在省城读到了清初杰出思想家、诗人和时政评论家吕留良的文章，对“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诗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无皇帝之命。出于仰慕之情，曾静派得意门生张熙去浙江拜谒吕留良，但当时吕留良已去世四十余年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交给张熙其父的一批着作，不虚此行的张熙把这些着作带回后，曾静如获至宝大喜过望。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了“革命导师”吕留良的这些文集后，曾静更加坚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张，他先后写了《知新录》《知几录》两本书。在《知新录》里，他大胆放言：“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城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他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和任控等，说雍正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暴君。

雍正编印《大义觉迷录》批驳反清观点

雍正六年，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进京觐见，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

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但他对清廷忠心不二，根本无意造反。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正给了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他按照雍正的密旨，开始秘密审问张熙，张熙供出曾静是幕后指使人。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交代了他们与浙江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雍正得知曾静的荒唐之举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后，便对早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逮捕曾静、张熙，一边在浙江迫害吕留良的家人。

雍正为让曾静、张熙作为活口人证，对之耐心“开导”、软化，使软骨头的曾静从反清转而竭力谴责吕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写出《归仁说》，从理论上反驳的观点，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要世民“归仁”于清。后来，雍正给曾静以特别优待，不仅没有责罚，而且还令地方官员安排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各省学府去现身说法，当众认错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情绪。

通过审讯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他针对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写出关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并与曾静的供词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发天下。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供词，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

乾隆认为父亲自曝家丑封杀《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治罪。然而，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43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

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有他周密的考虑。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他清楚认识到：父王想将诽谤公布天下，以获清白，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对曾静谋反?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雍正的“华夷之别”的新释、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对清朝统治极为不利。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干脆一杀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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