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唐高祖李渊并不是传说中所显示的平庸之辈，而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地方势力纷纷倚兵自重，农民起义瞬间风起云涌，先后有上百支队伍树起了反隋大旗，隋朝大厦在烽烟四起中飘摇。在诸多反隋势力中，李渊不显山，不露水，起步也较晚，却能够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一马当先攻下长安，并笑到了最后。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六月，起兵反隋，到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称帝建唐，前后只用了一年时间。

在历史上，刘邦建站汉朝，用了七年;刘备立足西蜀，用了三十三年;石勒图霸中原，用了二十五年;拓跋珪复兴故国，用了十一年;阿保机扬威草原，用了十年;元昊图霸西北，用了六年;铁木真崛起漠北，用了二十二年;朱元璋驱除鞑虏，用了十六年;与他们相比，李渊只用一年就奠定了大唐基业。纵观历代通过沙场征战，改朝换代的开国皇帝，像李渊这般沉稳、老练、缜密、果决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李渊，祖籍赵郡(今河北邢台)，祖父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成为著名的“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唐国公;父亲李昞，袭唐国公，北周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渊七岁袭唐国公，长大后“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加之其母为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这层特殊关系，所以“特见亲爱”，且“无贵贱咸得其欢心”(见《旧唐书》)。隋炀帝即位后，李渊历任谯、陇、岐三州刺史，荥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太原留守。显赫的官宦世家和多年的仕途历练，把李渊培养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隋炀帝执政以来，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隋文帝留下的家底被挥霍殆尽。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隋炀帝集天下之兵，二度远征高丽，命李渊“督运于怀远镇”(见《旧唐书》)，杨玄感“于黎阳督运”(见《隋书》)。四月，杨玄感趁国内空虚之，伺机发动叛乱，围攻东都洛阳，企图自立。隋炀帝得到消息后，惊慌失措，急忙下令，从辽东前线撤兵，班师救火。杨玄感起兵，是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大震动、大分裂，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但严重削弱了隋朝的统治势力。也就是从这时起，李渊开始有了起兵反隋、夺取天下之志。

起兵造反谈何容易，杨玄感就是例子。当时，朝野一度流行“李氏应为天子”(见《北史》)的谶语，也让隋炀帝对表哥李渊“多所猜忌”。为此，李渊不得不“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见《旧唐书》)，韬光养晦，隋炀帝也渐渐待之如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四月，李渊击败甄翟儿起义军后，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可“支十年”，套用李渊的话，“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见《大唐创业起居注》)。自此，李渊起兵之心已定。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六月，在除掉隋炀帝安插在太原的心腹王威、高君雅后，李渊在晋阳起兵，顺势攻取西河(今山西汾阳)。八月，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县)。九月，李建成率军趋于灞上，李世民率军直取长安，形成了对长安的包围之势。十一月，李建成部下雷永吉用云梯首先登上城墙，长安守将顷刻瓦解。进入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迅速控制了长安局势，总理万机。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大唐帝国。从此，历史进入了灿烂辉煌的大唐帝国时代。

从晋阳到长安，从起兵到建唐，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六月，到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前后正好一年。一年，弹指一挥间。李渊为什么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能如此迅速地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呢?窃以为，除了家世显赫、政治老练、粮草充实、兵马强壮外，还在于李渊能够广泛招揽吸收人才、注重善待士庶百姓、提前解除后顾之忧、积极寻求外部支援、精准把握出兵时机、果断调整作战思路、尽量减少敌对矛盾。而后面提到的这一系列举措，恰恰是李渊在短时间内够脱颖而出，成功缔造大唐帝国的决定性因素。

但凡有大志的人，通常都会招纳英才组团队，广树恩信结人缘，李渊也不例外。杨玄感叛乱后，隋炀帝命李渊镇守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以备防御。期间，李渊“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见《旧唐书》)，积极培植私人势力。镇守太原后，李渊又命李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在太原“密招豪友”，二人皆能“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于是，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纷纷拥护李渊，裴寂、刘文静、武士彠、许世绪、唐俭等人成为李渊的左膀右臂。

除了结纳英俊豪杰，李渊还取悦于民，施恩于民，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攻取西河后，李渊“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同时“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通谓之义士”(见《资治通鉴》)，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来降”，三秦士庶纷纷前来归附，李渊“礼之，咸过所望，人皆喜悦”(见《旧唐书》)。攻打长安时，李渊“命各依垒壁，毋得入村落侵暴”(见《资治通鉴》)。占领长安后，李渊又“约法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者死”(见《新唐书》)。这些做法，使李渊的威望直线上升。

   领兵打仗，不仅要瞻前，还要顾后。李渊起兵前，曾受到过突厥的寇掠，“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见《资治通鉴》)。突厥是北方一个古老而又显赫的民族，隋朝初年，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隋末战乱之际，两大突厥部落趁机迅速统一，重新振作，雄居漠北，力控西域，高视阴山，且“有轻中夏之志”(见《旧唐书》)，对中原地区特别是晋阳一带构成了极大威胁。李渊起兵南下，首先要解决突厥这一后顾之忧。

为此，李渊派人出使突厥，并“自为手启，卑辞厚礼”，一度称臣于始毕可汗。始毕可汗表示“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不久便“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后来，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向始毕可汗借兵，果然又有“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见《资治通鉴》)。两次出使，不仅消除了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同时又将突厥引以为援，联兵南下，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李氏集团来说是至关重要和非常值得的。后院稳固，前方作战才能势如破竹。

李渊是一个谨慎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洞察时局、把握时机的人。早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窦抗就劝李渊起兵，李渊以“为祸始不祥”(见《新唐书》)拒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夏侯端以“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劝李渊举事，李渊虽“深然其言”，却按兵不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唐俭等人又劝李渊起兵，李渊仍表示“将思之”(见《通鉴纪事本末》)。在李渊看来，隋朝统治势力虽然衰减，但仍不可小觑，贸然起兵必然会一败涂地。一直等到“百姓苦役，天下思乱”(见《隋书》)，农民起义全面爆发之时，李渊才发力。

李渊起兵时，恰逢李密、窦建德、杜伏威均在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牵制了隋军主力，隋炀帝本人也坐镇江都。这样一来，长安反倒成为隋朝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自古即有“得关中者得天下”之说，谁占据关中，谁就能掌握主动权。战机稍纵即逝，李渊抓住关中空虚这一时机，一路绕过阻碍，兵锋西指，乘虚入关，直取长安。这支“鼓行而西”的生力军如同一把尖刀，径直插向隋朝的腹心地带，最终抢先占据了长安。长安是隋朝国都，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李渊以长安“号令天下”(见《资治通鉴》)，可谓走出了一条捷径。

   占据长安后，李渊担心成为众矢之的，没有急于称帝，而是重新打出了尊隋的旗号，架空隋炀帝，把年仅十三岁的杨侑立为皇帝。杨侑名为皇帝，其实不过是李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而已。李渊此举，一方面可以避免担上谋反罪名，缩小敌对面，一方面可以打着安定隋室的幌子公开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同时，李渊对有功之臣和隋朝旧臣大肆封赏，以收买人心。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四月，隋炀帝被杀。秦王杨浩、越王杨侗相继被立为皇帝，其他地方势力和起义军也纷纷称帝称王。在这种形势下，李渊也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杨侑禅位，李渊登基称帝，国号唐，史称唐高祖。孙伏伽上表赞誉李渊“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见《通鉴纪事本末》)，虽有吹捧之意，却也符合史实。此后，李渊对外俘杀薛仁杲、败逐刘武周、迫降王世充、俘斩刘黑闼，统一了全国;对内加强中央集权，草创和完善各项制度、律法，为“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基础。李渊是反隋建唐的核心决策者，没有李渊的高瞻远瞩、海纳百川和统一指挥，唐朝的建立与否还是个未知数。不少学者把唐朝的建立归功于李世民，显然是对李渊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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