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一段关于费仲劝告纣王的记载。费仲对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否则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这样的臣子就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哪用得着那么多理由?”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记载，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西周祖上贤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作为一个新生代中的翘楚，自然吸引了许多贤人，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伯夷、叔齐、散宜生等都去投奔他。后来，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纣王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听信费仲的建议，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客观地来看商纣王，这个帝王当然荒淫、暴虐、残酷，但也做了一点利在千秋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区生产力低下，小部落还处在原始社会，正向中原地区伸展，纣王的祖父、父亲都在步步退让。直到纣王时期，组织大规模军队与之对抗，最终平定东夷，打到长江下游，中原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一带，这为后来中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开疆拓土就要用兵，用兵就要消耗国力，就要征兵，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是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朝灭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无法消化，结果被周武王乘虚而入，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国。

　　由此可见，纣王在历史上是个暴君、昏君，但有过也有功。

　　“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书还是多提几个疑问，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比较好。过去，将纣王说得“暴虐荒淫”是一种极端，如若只看见其功勋卓著，将是另一个极端。

　　不过，不管是否全面真实地看待这些帝王将相，都不能完全洗脱他们的罪恶，在极权统治之下，帝王将相之间的差别只在罪恶的多少，而不是有无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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