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炼后来考取了进士，有朝廷锦衣卫经历。不久，蒙古骑兵进犯京师，首相严嵩纵容奸党将领畏敌不前，使京师附近被焚掠，还任意残杀百姓，虚冒战功，蒙骗朝廷。举朝默默之际，沈炼愤然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纳贿误国、“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请求皇帝罢免严嵩以谢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动嘉靖帝对严嵩的信任，被贬谪的沈炼又著诗针砭时事。严嵩之子严世蕃下令，无论如何要铲除沈炼，成功者重赏，“大者侯，小者卿”。这年9月，沈炼被诬告为邪教“白莲教”首领而被斩首，两个儿子也被杖杀，远在江南老家的长子沈襄也被流放。

　　“追怀沈炼，为其鸣冤”，潘承玉认为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

　　《金瓶梅》作者虽然在小说中写明时代背景为宋朝，但是学术界公认，《金瓶梅》所写朝政方面的事实与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多有差讹，与明代嘉靖朝严嵩当政时的现实更为接近。

　　至小说结尾写“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仓皇让位，继帝随后与上皇皆成阶下囚，“中原无主，四下慌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国亡家破，西门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则明显带有明代灭亡的预言书性质。

　　“写宋的目的在于喻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潘承玉认为徐渭创作《金瓶梅》的深层原因在于“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忧患意识”。

　　《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道德的沦丧，人物心理的病态。作者的悲愤，最终转化成了悲凉的文字，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平民写作”之风，通过对现实社会黑暗面露骨的描写，预言了明朝必将走向灭亡，然而他所写的“丑”，并非以丑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凉、苍老和幻灭感”写尽世间丑恶，呼唤正义、光明与善良的回归。

　　《金瓶梅》作者研究“四大说”

　　改革开放以来，继国际红学热之后，“金学”渐兴，迄今已召开全国性的《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十多次，举办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六届，发表的论著难计其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有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和难点，就是对小说作者真相的探讨。

　　在迄今已提出的众多学说中，有四种学说，因流传广泛、论证详实，广为人所接受，被称为《金瓶梅》作者的“四大说”，即王世贞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和徐渭说。

　　在数十种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中，王世贞说流传时间最久，从明朝至今一直有学者提及。

　　此说最早见于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其文有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此处的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即明朝嘉靖时期大文豪王世贞。

　　有一种民间传说就以为，王世贞因为父报仇，著带有情色描写的《金瓶梅》，送于杀父仇人严嵩之子严世蕃，并在《金瓶梅》每页上涂上砒霜。一向喜爱情色小说的严世蕃得到《金瓶梅》后爱不释手，沾着唾沫一页一页翻看，全书看完之后，便毒发身亡了。

　　1934年，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学生吴晗发表了论文《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吴晗考证了严世蕃并非死于中毒，并找出书中诸多内证证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其后，郑振铎亦撰文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说。鲁迅、王采石等也曾极力反对王世贞说，王世贞说随之根本动摇。

　　屠隆说是近年来论据较为有力、影响较大的另一种学说。屠隆说最早由我国著名金学家黄霖提出，为了证明其观点，黄霖围绕屠隆说发表了8篇文章，提出了7点理由。此说得到魏子云、刘孔付等学者的支持和发展。

　　不久，徐朔方连续发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笑笑先生非兰陵笑笑生补证》等文，刘辉著《金瓶梅研究十年》等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金瓶梅》学者是不是屠隆的大辩论。屠隆说的理论弱点和内在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出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将《金瓶梅》列为一章，在初稿的一条脚注中，编撰人吴晓铃提出《金瓶梅》作者是李开先。但在定稿时，有人提出此说法尚待研究，于是出版时就把“是李开先”改成了“很有可能是李开先”。此后，吴晓铃赴美国讲学时明确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开先”，并公开发表文章，他的学说得到了卜键等人的发展。

　　但是，诚如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开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隆庆二年(1568)，比绝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时代早了约20年;尽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体顺遂，其心境与《金瓶梅》弥漫全书的怨愤和悲凉情调相距甚远。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难以从李开先角度解读《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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