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到哪儿都能叫得响的货币，例如银锭(即元宝)，在国际贸易中都被认可。只是银锭太贵重，拿来买房买地买大宗商品可以，去小摊上买个烧饼也掏一元宝出来，烧饼摊老板把家里所有存款全部拿出来也未必找得开，太不方便。此外像“袁大头”、“孙大头”、“鹰洋”、“龙洋”等银元，也是不便在日常买卖中使用。

　　正是因为有些货币只能局部流通，有些货币不便日常使用，所以就得兑换。成都人到北京买房，得把腰包里的厂洋兑换成“袁大头”；北京人揣着“袁大头”去夜市吃地摊，也得先把它们兑换成制钱或者“大子儿”。去哪儿兑换呢？很简单，找钱铺、钱庄和银号就行了。现在内地人去香港购物，为了划算起见，需要找一家“两替店”，把人民币兑换成港币；而在民国时期，钱铺、钱庄和银号就像香港的“两替店”一样多，不愁没有兑换的地方。

　　下面咱们以一个民国人物的日记为例，来看看那时候的北京人究竟怎样花钱。

　　“1922年2月11日，雇大车搬家，先运书籍，后运木器，两次运完，每次付钱七百文，予去钱铺换大头一元。”雇车搬家，搬了两趟，每趟要付铜钱七百文，而手头没有这么多铜钱，于是拿着一块“袁大头”去钱铺换铜钱。那时候一块“袁大头”能换铜钱一千五百六十文，换来的铜钱除了付给搬家工人报酬，还能剩下一百多文。

　　“1922年2月26日，与蔡元培、胡适、钱稻孙、顾颉刚、周作人等人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会饮，酒席钱二十五元，予换银二元，付四人小费。”请北京大学的一帮教授在高档酒店吃饭，结账的时候要付给四个服务员小费。要是每人给一块银元，就得花四块，太浪费了，赶紧把银元换成铜钱，每人递给几百文，沉甸甸的一堆，既省钱，又有面子。

　　你瞧，搬回家得兑换一次货币，吃回饭也得兑换一次货币，民国人天天兑换货币，岂不跟出国一样？

　　最后说一下，刚才我们引用的日记是吴虞写的。吴虞这个人在今天好像不太有名气，在民国时期可是大人物，他是北大教授，写过《吃人的礼教》，跟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时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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