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自豪感与自卑感大都与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和武器装备强弱联系在一起。从鸦片战争失败直至抗日战争时沦陷大半国土，对外战争一再失败和本国武器装备低劣，导致社会上长期充斥着崇洋媚外的心理。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一战，能与世界最强手打成平局，才逐渐恢复了中国人百年来丧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过头脑清醒者会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那时用的多是苏联武器。
经过解放后60多年的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作为国家实力标志之一的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是体现其实力的重要方面。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军队装备的巨大进步同样令世界瞩目。回顾1949年以后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它成为中国国家实力增长的一个缩影。
引进技术、仿制生产奠定国防工业的基础
(1950年至1962年)
近代中国面对世界时，已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其首要原因是社会生产水平仍停滞于落后的农耕方式而错过了工业化大潮，军事上也错过了热兵器、机械化这两个历史发展机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忙于内战，国家始终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当权者重点经营的军工产业也不过是外国的附庸，国内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
1949年全国解放时，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工业产值竟列在世界第26位。当时国内几个兵工厂如沈阳兵工厂、太原兵工厂、重庆兵工厂等都只能生产少量机枪、步枪等轻武器，连迫击炮都造不好，更无法生产机械化装备，弹药年生产能力也仅能达到1万吨。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德等国的年弹药生产量都在200万吨以上。当时发达国家军队已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如1950年美国军队已是人均20马力(平均3个人一辆机动车)，苏军人均5马力(平均10人一辆机动车)，中国军队却是人均0.2马力，550万解放军只有1万辆战争时期缴获来的汽车(平均500人一辆机动车)。
世界军事发展史证明，没有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军队机械化和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便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鉴于当时国内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中国国防事业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应急购买苏联先进装备，一方面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上世纪50年代中国重工业建设起步时，我国军工部门及时补上了机械化这一课，同时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出于作战急需，主要以半价赊购方式(只有少量属苏联无偿赠送)引进了苏联106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欠下了3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当时折合13亿美元)。在1951年至1954年期间，中国同苏联达成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的引进，其中军工企业便占了44项，苏方以成本价提供陆、海、空三军配套的飞机、舰艇、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的生产线，并免费提供相应技术。中国能获得这一世界军事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援助，主要因素并不是当时所宣传的“国际主义”而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是因中方在朝鲜战争中站到第一线流血牺牲，苏联才给予了相应的回报。
真正了解中苏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苏联领导人中，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华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1953年他担任了苏共第一书记时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刚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而在国际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国支持，对华援助特别是军援有了质的提升。斯大林援华时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旧品，赫鲁晓夫上台后提供的则是现役的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技术。新中国刚建立起的军工企业在苏联专家帮助指导下，用苏联提供的设备仿制生产出56式枪械、歼-5战斗机、带“5”字头的各种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装备，这些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不过，上世纪50年代世界强国已经迈入核武器阶段，毛泽东在赫鲁晓夫1954年首次访华时又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却受到婉拒。中共中央仍于1955年决定，开始核弹、导弹的预研。1956年东欧发生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翌年夏天苏共莫洛托夫等元老又想推翻赫鲁晓夫。在此形势下，赫鲁晓夫才不顾军方坚决反对，于1957年7月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样品，帮助建立核工厂，其交换条件则是毛泽东访苏对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再援建102项重点项目。毛泽东随后访苏，在6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
苏联对华的“两弹”(导弹、核弹)项目援助，主要是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铀矿和核试验基地，提供了P-2型导弹样品。后因中苏之间发生政治争吵，苏联于1960年7月中断了“两弹”方面的援助并撤走专家。不过中国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制造设备和许多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苏联撤退专家后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两弹一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结果，苏联早期的帮助也有着重要作用。
1961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赫鲁晓夫在主动提出中国可延迟还债时，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等新装备及其生产技术资料。不过中苏关系这一度好转为时不久，便因同年11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时中共反对批判斯大林并支持阿尔巴尼亚而再度闹翻。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予支持反而影射抨击为由，在米格-21的技术资料还未最后交齐时停止这一援助项目，对华的军事帮助至此停止。不过中国军工业通过全面接受和掌握苏联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装备技术，对奠定国防工业的基础还是起到了重大作用。当年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1984年会见苏联老朋友时曾表示，对苏联给予的这些援助，“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自主研制、艰难突破为国家提供了战略威慑力
(1962年至1978年)
上世纪60年代初苏援断绝，中国的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将近二十年的完全自主研制阶段。此间中国同苏联逐渐进入敌对状态，同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关系虽由对抗走向缓和，却基本未得到军事技术帮助，国内的科研人员和军工企业在近乎封闭状态下靠着自力更生研制武器装备。
60年代最令国人自豪的军事成就，就是“两弹”(导弹、核弹)的研制成功。这一项目受苏联撤退专家的影响并不大，是因为中国自己有一批在国外学习回国的顶尖级专家，并且在苏援中断前就掌握了核心技术和全面配套的设备。中国于1960年研制成国产地对地导弹，1964年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1966年实现了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发射成功，1967年空投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开始“两弹”项目时，一辆汽车、一架飞机还都不能独立制造，在此薄弱基础上起步，十几年内就完成了“两弹一星”项目，创造了世界上研制时间最短的跨越式发展奇迹。当年出于“争气”的鼓劲需要，曾宣传搞尖端武器是“勒紧裤腰带”，其实若仔细计算，中国在“两弹一星”项目上的花费总计只有100亿元人民币左右，只相当于每年国家财政支出的2%和年均国防费的12%，这在世界各大国研究核弹、导弹时又是花费最少的。
当年中国的尖端武器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起点高，从起步便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在重点领域。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设备、技术时，一开始就掌握着自主知识产权。在“文革”的动乱中，从事“两弹”研制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还大都得到保护，使这一项目还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发展。中国在尖端武器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威慑能力，成为在世界上奠定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1970年“两弹一星”项目最后完成，1971年联合国便通过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的决议，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常规武器研制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消化苏联技术的时期，虽有部分自主创新，却因原有技术基础薄弱而未能实现跨代突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又造成许多科研、生产单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鉴于常规装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拉大，60年代后期中央军委又强调“师团行动骡马化”，出现了指导思想的倒退，军队的训练和许多日常工作也受到很大干扰。当时许多武器项目的科研指导又出现急躁冒进思想，违反科学规律而按“大会战”方式搞突击。例如空军同时上马搞歼-8、歼-9、歼-11、歼-12、歼-13，十几年间却没有一种能够定型。海军虽制造出新型驱逐舰，舰体建好后却迟迟缺少相应的雷达等仪器，十余年后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无数事实证明，国防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应该靠提高全民全军的科学素质来解决，不能依照小农经济的单向思维以短期努力希望一蹴而就。
从1964年起，我国半数左右的基本建设费投入了三线建设，在西部原来的偏远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独立的军工体系，对改善我国国防工业的布局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当时实行的是“军民两层皮”的建设模式，军工体系的建设只是单纯投入，没有经济收益，这也使国防科研经费往往难以为继。由于国防企业只生产军品而不生产民用品，军品援外还以“不当军火商”的精神免费赠送，国防企业日益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这样的军工建设模式不仅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影响了国防工业的自身发展。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十几年间，解放军的常规装备在仿苏式基础上几乎未能出现质的突破，原先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大大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开。
我国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一阶段的独立探索，经历了种种曲折，虽然步履维艰并走了不少弯路，却毕竟积累了经验，并总结了教训。通过自身的努力，还锻炼出一支本国自主科研队伍，这又为后来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技术储备、战略调整形成升级跨代的实力
(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
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也迎来了一个全新局面。通过拨乱反正，全军部队和国防科研部门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正确发展方向，清算了“左”的错误，我国的军队和国防科研、军工部门通过面向世界，走出国门，开阔了眼界，也迎来了技术上的全面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一些军工部门领导人走出国门，与西欧军工科研机构开展了交流，由此他们痛感自身的差距并增强了追赶的紧迫性。当时我国的有关部门曾设想过成批购买西欧的先进装备为部队实行换装，如陆军一度准备购买西德的“豹-2”坦克和反坦克炮，海军曾洽购英国的42型驱逐舰并想引进技术改造自己的051驱逐舰，空军则商议购买英国的“鹞”式和法国的“幻影”战斗机，不过西方讲求实利的军工企业家只热衷推销武器成品，不肯转让核心技术，要价之高又令人咋舌。当时有人计算，如果购买西欧的装备为解放军全面换装需要数百亿美元，若使国内的军工体系再由仿苏式更换为欧美系列花费更要加倍。
198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过27亿美元，还要优先满足经济建设，自然不可能再走50年代那种全面引进之路。何况美国和西欧国家在骨子里仍把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视为异类，关键性技术控制很严，中国买来武器后在零配件和技术保障上又要受制于人，到头来在政治上也会被“卡脖子”。曾是中国国防工业奠基人的聂荣臻针对这一情况特别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买来一个国防现代化。中国领导人通过分析本国情况，认为提高本国军队装备的出路还在于自研，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引进技术。
由于立足于自研为主，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当时国内军工科研在经费大幅压缩的情况下仍有重大进步。国内军工企业对国外先进武器只少量购买样品，再努力吃透其技术，并以引进的技术改造旧装备。例如，军工业引进国外航电技术改造了歼-7战斗机，用引进的火控技术改造了59式坦克，都使其战斗力有了跨代升级。80年代以后军队长期实行了“忍耐”方针，国防费用一再压缩，中国的国防企业对武器则采取多研制、少生产的方式，虽然相当长时间内军队装备没有太大改善，军事科技水平却有了不小的提升。如1981年中国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一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可使一枚导弹分导出多弹头。1982年常规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1988年核潜艇在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都标志着战略武器水平又有了跨越性发展。在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系列洲际导弹、中程导弹和69-Ⅲ型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装甲输送车及歼-8歼击机都参加了检阅。这些武器的技术标准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有着20年差距，却显示了我国常规兵器研制突破了长期相对停滞的局面而有了质的跨越。
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军工技术同时，中国军工企业也打开了国外军售市场。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便提出，不当军火商不行了。在1979年，中国以向埃及出售歼-6战机为开端，将武器也作为外销商品推向国际军贸市场，在80年代还取得了不小的销售量。例如，当时通过引进西方航电设备对歼-7进行改造，向十几个国家出口上千架。此时出口创汇获得的收益不仅解决了军工企业的经费来源困难，又为下一步的武器研制提供了重要资金，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1989年夏天以后，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实行军品禁售，而中苏关系却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衰落和俄罗斯联邦初建时，其军工企业急需经费以解决生存困境，中国因此再度从隔绝了30年的旧日合作伙伴那里引进了具有国际80年代水平的战机、地对空导弹、潜艇。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对俄军购数量并不算太大，却解决了一些重点技术的引进问题，与之前对西方装备的探索相结合，再加上自主开发能力的大大提升，中国对重点武器的开发有了不少质的突破。一些在研装备吸收了新型俄罗斯装备的优点，大大加快了研发速度，有些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军队将信息化作为军队建设方向，装备信息化也被列为武器发展的重中之重。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的实践证明，现代信息电子技术已经改变了战争的样式，“硅片较量”比“钢铁拼搏”更重要。由于国家863高科技发展计划的实行，整个国家科技水平的提升又为向军品研制转化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国内电子、信息工业的发展，也使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迈上一个台阶。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天安门阅兵，向世人初步展示了中国军队新一代武器的外貌，如新型坦克、装甲车和各类导弹都大批亮相，这些作战平台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幅缩小。与此同时，中国各军工企业也都按行业组成各集团公司，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推动武器的研制，大大促进了主战装备在与世界接轨的标准下得到大发展。
技术创新、跨越发展推动武器进步进入第二个黄金期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
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制是国家科技水平的结晶，同时也靠经济实力支撑。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迈向新世纪后终于结束了“忍耐”期，对国防的投资逐年增长。尤其是1999年美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的发生，不仅激怒了全国民众，也使国防部门更深刻地认识到增强国防科技实力的重要性。据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时宣布的数字，在此前10年间中国对武器装备研制方面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999年以前的50年。
中国的国防投入，目前按比例计算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少于美国等西方国家。2010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9万多亿元人民币，而国防费预算为5321亿元，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去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6万亿美元，军费开支却占4.5%，按汇率7倍于中国。当然，若是同世界各大国做比较，因中国经济总量近些年增长迅速，国防费支出在10年间已由世界第五位跃居世界第二位。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国内科技水平得到跃升和国防投入增加，军工科研终于得到了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物质保障，武器研制有了快速发展。如果将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算作中国武器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入新世纪后可谓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期。相比之下，第一个黄金期中国军队武器的快速发展还是全面模仿苏联，第二黄金期的发展特点却是自主研发，对外购买少量武器只是作为补充，这才有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希望。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每年都有一些重大的军工科研突破，尤其是弥补了过去基础研究的众多弱项，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解放军陆军第三代坦克批量装备部队，先进的野战防空装备、远程火力突击装备也大量生产；国产第三代战机“歼-10”等列装航空兵后形成了以第三代战机为骨干的空中武器装备体系；世界先进水平的防空反导装备研制成功，加上先进的空空导弹、空地导弹，又使空军逐步具备攻防兼备作战能力；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大量列装，使海军先进舰艇数量具备一定规模，并配备各种先进舰载武器系统，极大增强了防区外打击能力和编队防空能力；第二炮兵部队开始装备机动的战略核导弹，已具备核常兼备、慑战并举的作战能力；解放军信息支援能力日益提高，电子战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中国军队建设带来的装备更新换代，已经逐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的武器体系，在某些领域里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尤其令中国人民自豪的是，国防科研部门发挥自身的强项，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同时迈向外层空间，“神舟”1号至7号相继发射成功，2007年1月还进行了反卫星试验。
中国国防科研水平的跃升，使国产武器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也走向高端，改变了过去以低档廉价为主的外销方式。中国推向国际市场的FC-1“枭龙”战斗机、国产“凯山”防空导弹、“江卫”级护卫舰等重型主战装备，都被认为不逊于西欧国家同类产品的水平，价格又具有优势，因而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在武器外销增加时，中国的武器外购却在不断减少。在2008年珠海航展上，中国一位导弹总设计师曾公开对记者发表讲话说：“前些年我们从某些航空强国引进一些装备、技术，这对我们是有不小帮助的。但再过三年，最多五年，他们再想向我们销售产品就会相当的困难，因为那时我们的技术水平可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他们。”
2009年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天安门阅兵，是对新中国武器装备发展的一次大检阅。参阅部队在地面有30个装备方队，展示的武器数量超过以往历次国庆阅兵，而且性能也有了新的跨越，并能充满自信地公布了型号和部分性能。阅兵中出现的国产第三代主战坦克99式和96式虽在1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阅兵中已出现过，不过其内部设备已有了质的飞跃，外装甲上的防护设施也有了可见的改进。汽车牵引的火炮已经退出了阅兵行列，参加阅兵的火炮都是自行火炮和车载突击炮，其中的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出口中东后被用户认为优于西方同类装备。东风-31甲战略导弹在阅兵式上又再次作为重要方阵亮相，显示出“个头变小、威力更大”的特点，说明已具备了第二次打击能力。再加上东风-21中程导弹和“长剑-10”巡航导弹的亮相，形成了远、中、近程配套的体系，表明了中国军队核常兼备的战略打击能力大大提高。阅兵中的海军因不可能“陆上行舟”，主要以车载方式展示了多种导弹，显示出反舰和防空作战能力的跃升。空军受阅编队的战机达150架，是解放后历次阅兵中数量最大、机型最多的一次，而且所有战机都系国产，其中如歼-10、歼-11又属第三代，令不少人感到神秘的国产预警机也首次加入受阅阵营。
今年1月11日，中国新研制的第四代战斗机歼-20在成都进行了试飞，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能研制出这一代新战机的国家(不过目前还只是样机而未定型)。随着全球范围高科技的发展，航空作为高投入、高科技密集的产业，在世界上已经成为“贵族”产业，只有美国、俄罗斯还维持原有的完整的飞机制造业，欧洲国家必须联手合作才能共同维持完整的航空工业，其他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俄、欧洲航空工业体系里的配角。在此形势下，中国航空业能异军突起，标志着基础工业、装备制造业、材料科学、电子科学等各个相关领域都有了重大突破，并将改变未来空军强国的格局。近些年国际上的局部战争已证明，空军已成为“首战之军”，中国在世界战机的研制领域已超越西欧而跃入前三名之列，这为解放军空军在确保“首战用我，全程用我”提供了物质保证。
中国武器装备的大幅进步，也使各军兵种的战略任务有了新的变化。陆军强调全域机动，海军实行了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空军实施攻防兼备，二炮则能够核(弹)常(规)并用。自2004年以后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也已经向国内外宣布，中国军队建设的重点是信息化，能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主要任务。中国在综合国力增强后，也不会走对外扩张之路，不过保持国防实力的适当发展，才能对国际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神州大地已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人民军队的面貌也由“小米加步枪”走到了今天的机械化加信息化。“神舟”飞船遨游太空，导弹神箭刺破青天，新型核潜艇可下五洋，装甲铁骑高速驰骋……新中国一代代军工人员和广大指战员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不过国人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国家的技术底子薄、目前产业规模虽大却在总体上档次较低，在多数高端产业上与最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这也使我国的武器装备总体水平仍落后于世界最强手，要达到赶超的目标还需要走漫长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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