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能够被唐朝皇帝所接受，据我推断最重要原因是，李唐家族是西域鲜卑人，受汉文化浸淫时间很短，作为外族，对外民族文化并不排斥，其心理可以接受多样性文化。

　　广义概念上的基督教大约在唐朝开始进入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效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贞观九年(635)，波斯国派出使者带着经书来到西安，受到了房玄龄的接见。可能使者舌头不太顺溜，基督俩字粘音说成了“景”，于是基督教在当年叫成了“景教”;又可能使者是经过洛阳来到长安，所以房先生问他们从哪过来的时候，回答是“荷兰”，房先生惊呼：“啊!罗本!”于是这群使者被赐名“阿罗本”，意思是“神派来的”。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此后基督教在中国生根发芽，但地位与受重视程度并不是很高。唐初的“国教”是道教，原因是李唐氏族对自己家世底气不足，攀附老子李耳为其祖。所以李渊上位后对全国僧道寺观清理整顿，下诏定三教顺序，“老先、次孔、末释”，老子地位最高，孔子第二，释迦牟尼第三。这大概是“印度阿三”、“孔老二”的出处，而中国人牛13哄哄常年挂在嘴边的俗语“老子天下第一”，应该也是由此而来。此时的基督教虽然还没有资格进入排序，但发展很快，自太宗至德宗，景教在贵族间发展出很多下线。唐玄宗曾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而在高宗时期，李治对基督教颇有好感，曾赐号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景寺即是实际的教堂。但这个教堂当年确实个性，不但有耶稣像，还有唐朝皇帝像，情形着实有趣。耶稣与李世民四目相对，两个男人会聊点什么?李二关切地问：“晚饭吃了没?”“别跟我提晚餐!”

　　基督教能够被唐朝皇帝所接受，原因很复杂，据我推断最重要原因是，李唐家族是西域鲜卑人，受汉文化浸淫时间很短，作为外族，对外民族文化并不排斥，其心理可以接受多样性文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宋朝基督教没有任何起色，而到了又是外族统治的元朝，开始长足迅猛发展。

　　元朝的景教徒称“也里可温”，享有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蒙古时期景教焕发第二春是因为上层阶级的推崇。忽必烈的母亲和皇后信奉景教，旭烈兀打下大马士革后，在倭马亚大清真寺里举行弥撒。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争夺汗位失败后，铁木哥斡赤斤的曾孙乃颜也是举着十字架造反。有一种说法很有趣：黄金家族尊崇基督教的原因是“耶稣”和成吉思汗的爹“也速该”发音一样。窝阔台甚至给自己的孙子起名“失列门”，就是“所罗门”的蒙古译音。

　　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直到万历年间，驻澳门的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神父派出了几位年轻的传教士到广东肇庆，传教工作开始有了起色。之所以先进广东除了靠海这一地理原因以外，还因为广东人说鸟语，“鹰语”是鸟语的一种，交流上没有太多的障碍。这批传教士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最有名的教徒，则是大科学家徐光启，徐先生除了信教还起了个有浓郁薄荷糖的外国名：保禄。

　　清王朝，又一个外族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与元朝很像。顺治七年(1650)颁布容教敕书;八年，封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通议大夫。到了康熙朝，与基督教徒更是打得火热。康熙喜欢基督教，喜欢到打猎都带着传教士，这个传教士就是南怀仁。南老师在《鞑靼旅行记》里激情四射地描述了他与小玄子狩猎的场景。到清后期，因为太平天国信奉上帝的原因，清政府开始冷淡基督教。到清末，宫廷忽然兴起了西方热(不是东京热)，溥仪因为老师、基督徒庄士敦的影响，狂热崇拜西方文明。最个性的是过春节。溥仪的春节并不是纯粹传统式，他过年的时候必须有一棵圣诞树，上面挂一堆小灯笼，只是不唱圣诞歌。因为清是后金，歌词不好：“金狗败，金狗败，金狗败了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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