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媛介字皆令，明末清初浙江嘉兴人。文学黄象三(有作象山)妹，黄葵阳族女。与姊媛贞(字皆德)俱擅丽才，而媛介尤有声于香奁间。沈宜修辑当时女子才甚者十八人之作为集，名《伊人思》，媛介为作者之一。媛介本儒家女，性情淑警，髫龄即娴翰墨，好吟咏，工书画，以诗文出名，人以卫夫人目之，为世所称赏。

　　黄媛介，字皆令，是江甫水乡嘉兴一户书香人家的宝贝小闺女。黄家世代诗书相传，虽非大户，也算得上中等殷实人家。小媛介天赋极高，读书写字，吟诗作画，都显得极有灵性，所以倍受父亲黄云生器重，悉心调教，十三、四岁时才名便盛传一方，这嘉兴一带的人都说：“黄家有女，冰雪聪明。”对爱女的婚姻，黄父也早有打算，在媛介十岁时，便与同窗好友的儿子杨世功订下了娃娃亲。黄、杨两家相距不远，大人经常来往，也不因“男女授受不亲”而约束小儿女的交往，所以少年的黄媛介与同岁的小未婚夫杨世功常在一起读书玩耍，彼此十分要好。

　　黄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改朝易代的国变时期，连年的战乱，流离失所，使知识分子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深受“身阅鼎革”带来的侵害。尤其是对股栗于董狐之笔，他年青史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也许就在何去何从的一念之间。与媛介交好的吴伟业(梅村)和钱谦益(牧斋)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在顺天从命的通达之下，将道德信守屈从于生命意识来顺从新的统治力量是办不到的。那么，或则以殉节去实践道德信守，通过肉体的毁灭以获得灵的绝对超越;或则削发为僧，皈依佛门，过一种活着的“殉节”生活;或则遁迹山林，退守田园，求得道德与生命的形式的兼取。吴、钱都选择了最后一种，但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了退与进的两重性，仕而隐，隐而仕不过是一道门槛的差别。在新王朝建立初期需要巩固统治的特定环境下，特别是民族间的隔膜对立，个人的抗拒无疑将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作为前朝旧臣，吴、钱有着才高名大的地位，理所当然要成新政权注目的对象。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保全家人，他们被迫出仕，最终逃不掉清廷的征辟而煎受着为“贰臣”的巨大痛苦。

　　与此同时，作为官眷的一批名媛们也踯躅于自心爱国，归于前朝而夫君却为“贰臣”的矛盾中，苦不堪言。比如钱牧斋的侧室河东君柳如是，比如曾被陈维崧《妇人集》评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灿。柳如是曾在乙酉五月之变后，劝夫婿就义赴死，然“宗伯(钱牧斋)谢不能” (《柳如是事辑》上编卷一)于是如是欲奋身于自家后园的池塘中独殉国难，却被丈夫拽住，而不得。后世因此称其为“凛凛有丈夫风” (罗振玉《负松老人外集》)。徐灿的丈夫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出仕新朝弘文馆大学士，而徐灿身罹故国沦亡。爱者故国，所依者夫君，面临旧朝的半壁河山也不复存在的现实，国忘而丈夫竟仕!在忍受故国沦丧的同时，又增添了一份莫大的屈辱。这是有别于吴、钱等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式的灵与肉的分割。这种双重的痛苦使得徐灿的心灵孤寂，无所依傍，而心生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的感叹。

　　名士如许，名媛如许，在这个非常时期，文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们饱受战乱的创伤与精神折磨的双重苦难，作为乱离中的一介弱女，媛介亦未能幸免。她“产自清门” ，儒士之家，乱世更显清贫，其姊媛贞迫于家境，远嫁贵阳，为当时贵阳太守朱茂时继妻。而媛介的未婚夫杨世功纳聘后，家中一贫如洗，无力娶亲，后世功又流落苏州，久客不归。期间，有名人豪客登门说亲，愿以千金聘娶媛介。而媛介不改初衷，一片痴心待得落魄浪子他乡归来，与其樆结。成婚后不久便遭鼎革之乱，“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槜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又被人强为女师，于是又“羁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涉云阳。” 途中舟抵天津，儿子溺水而亡，第二年女儿又不幸夭折，真可谓家破人亡!因此媛介所作多“流离悲戚之辞”，但去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足观其人格的纯真。无怪乎姜绍书在其《无声诗史》中成其“此闺阁而有林下之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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